乔纳斯·索尔克：疫苗本可卖钱，他却送给全世界

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，美国中部一座小城的厨房里，一位母亲把收音机的旋钮一点点拧大。窗外是四月的阳光，窗台上那盆天竺葵刚冒出新叶，灶上温着一锅汤，七岁的女儿坐在餐桌前，正用蜡笔给画纸上的太阳涂颜色。收音机里传出一条刚刚发布的消息：科学家乔纳斯·索尔克研制的疫苗，经过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儿童试验，被证明是安全的，也是有效的——小儿麻痹症，遇上了对手。

那位母亲后来对邻居说起这一刻，她说她先是愣住，然后把收音机关掉，又打开，再关掉，反反复复，才敢相信自己没有听错。她站起身，走过去抱住女儿，抱得那样紧，女儿手里的蜡笔都掉在了桌上。"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"女儿仰起脸问。她答不上来，只是一遍一遍地说："没事了，宝贝，没事了，这个夏天，我们不用再害怕了。"

她说的"这个夏天"，是有缘由的。去年夏天，家附近那家小小的公共游泳池，一直贴着手写的告示：暂停开放。女儿扒着围栏问了她三次，什么时候能去学游泳，她每次都只是摸摸孩子的头，说再等等。隔壁街区一个平时活蹦乱跳的小男孩，入夏以后突然发了几天烧，再后来，就只能坐着轮椅出门了。从那以后，她路过别人家孩子的轮椅，都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孩子往身边拉一拉。而现在，收音机告诉她：这样的日子，到头了。

那一天，无数个美国家庭和她一样，守在收音机旁。工厂里拉响了汽笛，全城的钟声一阵接一阵，学校把孩子们集合到操场上，宣布这个消息；街角有大人抱着孩子痛哭——那是积攒了许多个夏天的害怕，终于有了一个出口。报纸在头版印出同一个名字：乔纳斯·索尔克。一个把"害怕"两个字，从几百万母亲心里摘走的人。

这个名字的主人，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市，在一个普通人家长大。小时候的他安静、好问，书包里装着借来的书，一个问题不弄明白就不肯放下。长大了，他没有走那种赚钱多的路，而是一头扎进实验室——在那里，一个问题，值得用许多年去回答。后来，他来到匹兹堡大学，在一间不算宽敞的实验室里，向一种让全美国父母谈之色变的疾病开战——脊髓灰质炎，人们更习惯叫它"小儿麻痹症"。

要理解一九五五年那一天的欢呼，得先回头看看，那之前的美国父母，过的是什么样的夏天。

那些年的夏天，美国家庭过得出奇地安静。原本挤满孩子的游泳池空着，原本暑假场场满座的电影院熄着灯，连小镇上最热闹的冰淇淋店，生意都淡了下来。母亲们带着孩子去乡下的小屋避暑，离人群远远的；孩子们被叮嘱不去河边，不去游乐场，甚至不去同学家串门。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，整个国家像一间屏住呼吸的屋子——大家都在等，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好消息。

那个年代，小儿麻痹症像一个看不见的黑影，专挑最热的日子进城。游泳池在盛夏的营业时间里贴出"暂停开放"的告示，电影院在暑假档前熄了灯，公共戏水乐园的大门上了锁。母亲们彼此叮嘱：人多的地方少去，生水不要喝，孩子一发烧就赶紧看医生。每到夏天，收音机里报出一个新发病例，她们的心就跟着揪紧一分——这种病偏偏最喜欢挑孩子下手：昨天还在院子里奔跑、追着蝴蝶笑的孩子，今天可能就躺在了病床上，腿再也站不起来。整个国家在过夏天，而整个国家的母亲，都在屏住呼吸过夏天。

孩子们并不明白大人为什么突然不让他们去泳池、不让他们去看电影。他们只知道，每到夏天，母亲的眼神总是跟着自己转，吃饭要问，睡觉要摸额头，玩得浑身是汗回来，先被拉去洗手。许多年后，当他们长大成人，还记得母亲那种小心翼翼的目光——那目光里没有责备，只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心。

恐慌里，不是没有人站出来。一九三八年，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创立了"小儿麻痹症国家基金会"，它有一个被全美国叫得更亲切的名字——"每周一角钱"。基金会向普通人募捐，一分一角地攒，把募来的钱送进一间间实验室，支持科学家去找对付这种病的办法。

那时候，小镇的杂货店里常放着一只小小的募捐盒，上面印着生病孩子的照片。买糖的人顺手丢下一枚硬币，学校里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举行"一角钱活动"，孩子们把自己攒下的钢镚装进信封，一笔一笔寄给基金会。他们心里有一句朴素的话：也许我捐的这一角钱，就能救另一个孩子的腿。有人捐完硬币，还会隔着柜台摸摸照片上孩子的头，说一句："祝你健康，也祝所有的孩子健康。"就是这样千百万枚一角钱，凑成了后来那场大试验的经费。

索尔克就是拿着这样的钱，开始他漫长的攻关的。

在匹兹堡大学的实验室里，他一干就是许多年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，实验室的灯常常是整栋楼最后熄灭的那一盏。他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，把病毒养出来，再想办法把它一点点杀死，做成疫苗——让身体在不遇见真敌人的情况下，先学会迎战。失败是家常便饭：这一批的纯度不够，那一批的稳定性不行，下一批又要推倒重来。

有一次，连续几个月的工作全部归零，年轻的同事坐在实验台前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索尔克把一杯热咖啡放到他手边，说："难过可以，只准今晚。明天早上，我们把它从头再来一遍。"同事后来回忆，就是那句话，让他第二天又系上了白围裙。也有人劝索尔克："乔纳斯，歇一个晚上吧，天塌不下来。"他望着实验台回答："塌不下来，可那些孩子的夏天，一年只有一次。我们多试一次，他们就多一分希望。"

那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很久。久到他的同事都数不清，那间实验室里到底重复了多少次"重来"；久到窗外的匹兹堡从冬到夏，白墙上的日历翻掉了一本又一本。

他对实验室的年轻人说，他们手里做的不是一支针剂，是母亲们的一个好觉。"你们知道吗，"他常这样提醒大家，"现在全美国的母亲，睡着睡着会醒过来，伸手去摸一摸身边的孩子还烫不烫。我们把疫苗做出来的那一天，她们就能踏踏实实睡一个整觉了。"这句话，被他的同事记在了实验室的白板上，留了很多年。

一九五四年，在"每周一角钱"基金会的资助下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场试验，正式开始了。约一百八十万名儿童，挽起袖子，走进了这场试验。

学校的操场上排起长长的队伍，孩子们有点紧张，又有点好奇。一个小男孩攥着母亲的手不肯放，母亲蹲下来，平视着他的眼睛说："这一针打完，那个专门挑小朋友下手的病，就再也不敢来了。"老师也蹲下来轻声安慰："就像蚊子叮一下，咬完，你就是保护自己的小大人了。"数百万个家庭签下同意书，把孩子的胳膊交了出去——他们把希望，一针一针地，交给了实验室里那个不苟言笑的科学家。

试验开始的那几天，有的学校热闹得像过节。孩子们排好队，打完针，还领到一张小小的纪念卡片。有个女孩打完针，转过头认真地问老师："老师，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天天去游泳了？"老师笑着说："是呀，等这个药被证明管用，夏天就重新是你们的了。"女孩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，回家以后，认认真真地讲给了妈妈听。

接下来的一年，是长长的等待。实验室的数据一批一批地来，索尔克和同事们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，一行表格一行表格地比。那间小小的实验室里，装着一百八十万个孩子的夏天。外面的世界照常过日子，游泳池还是关着，电影院还是熄着灯，母亲们还是每天晚上摸一摸孩子的额头。而索尔克知道，他们正在给这个世界，赶制一把打开夏天的钥匙。

那一年里，常有人打电话到基金会去问："有消息了吗？管用吗？"接线员只能请他们再等等。母亲们在厨房里谈论同一件事，杂货店里的店员在谈论，学校的老师也在谈论。没人知道答案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可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盼头——盼着那些穿白大褂的人，早点把夏天还给孩子们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，答案终于摆上了新闻发布会的长桌：疫苗是安全的，疫苗是有效的。那一天，被人们称作"小儿麻痹症遇上了对手"的一天。

收音机旁的那位母亲不知道，把这一切变成现实的人，此刻正站在聚光灯下，被全世界的道谢包围。可很快，一个几乎所有发明家都绕不开的问题，摆到了他的面前：这支疫苗，值很多很多钱，要不要——申请专利？

有朋友替他算账：这支疫苗要用在千千万万人身上，只要握在自己手里，钱就会像水一样流过来。实验室里的同事也半开玩笑地说，这下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为经费发愁了。索尔克听着，不置可否，只是把目光移向窗外。

CBS 的记者爱德华·默罗在电视采访中问他："现在这支疫苗的专利，归谁所有？"

索尔克看着镜头，几乎没有停顿，平静地回答："我想，是人民。没有专利。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？"

电视机前的人愣住了，随后响起掌声。据后来人们估算，若是申请了专利，这支疫苗的价值约有七十亿美元。可索尔克几乎没有为这个数字停驻过一秒——他要的从来不是这笔钱，他从一开始要的，就是让疫苗在全世界最大范围地推广出去，让每一个角落的孩子，都打得上这一针。

有人替他可惜，说他本该富可敌国。他不这么看。太阳挂在天上，不是为了卖给谁；疫苗研制出来，也不是为了锁进谁的钱柜。他把最值钱的东西，做成了最便宜的礼物，送给了全世界。

消息传开，有人钦佩，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报纸把他的选择写成了头条，素不相识的人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：有感谢，有问候，也有孩子画的画——画上是一个穿白大褂的人，手里举着一支针管，旁边的太阳很大很亮。索尔克把那些画收好，一张一张，收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。

后来的人们说，索尔克最了不起的发明，其实不只是疫苗本身。疫苗是聪明，而把它白白送出去，是善良——聪明救得了一时，善良才能传得下去。

一九六〇年，他来到加州拉荷亚，创办了索尔克生物研究所。他邀请建筑师路易·康和他一起设计这座研究所，一砖一瓦，都按着"让科学配得上眼前这片海景"的样子去建造；研究所在一九六三年启用，后来成了全世界科学家向往的地方。他把研究所建在海边，是希望在这里工作的人，抬头就能看见开阔的风景。许多年后，年轻的研究者们站在研究所的庭院里，一边看海，一边做实验——他们都知道，这块地方的主人，曾经把价值七十亿美元的礼物，白白送给了人类。后半生，索尔克依然在实验室里度过，就像前半生那样——灯，总是最后一个熄。

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，乔纳斯·索尔克因心力衰竭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他身后留下的，不是一笔专利费，而是一个再不用在夏天锁上游泳池的世界。消息传出，当年打过疫苗的孩子，如今已是祖父祖母；他们会给自己的孙辈讲那个"把太阳送给大家"的人。一个把太阳留给别人的人，自己会被永远记得——这是他应得的，也是他当年做选择时，根本没有去想的。

有些礼物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钱，而是因为给出它的人，原本可以把它卖成一座金山，却选择了把它留给每一个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