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五十年,我们只见过三次面
一九七五年,东京的洋子和利物浦的玛格丽特成了笔友。五十年代笔、三次见面、两种语言、一本词典,写成一部长篇人生小说。
一九七五年,十九岁的东京女孩洋子在一本杂志的笔友专栏里,登了自己的地址。
回信的人不少,她只回了两个人。其中一个,是英国利物浦的图书管理员,名叫玛格丽特,二十三岁。洋子说,她选玛格丽特,是因为对方信的开头写:"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该做朋友——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毫无交集。但也许正因为毫无交集,我们才有很多可聊。"
这一"聊",聊了五十年。
信的内容包罗万象:玛格丽特写了图书馆的读者趣事、英国人人讨论的天气、她后来结婚时"婚纱是我自己缝的,省钱买书";洋子写了日本的四季、她的会计工作、她两个孩子的成长。她们互寄过很多东西:玛格丽特寄来过一撮自家庄园的薰衣草种子(洋子种死了,第二年又寄来一包);洋子寄回去一幅她自己画的富士山版画(玛格丽特挂在客厅四十年)。
五十年里,她们只见过三次面。
第一次,一九九〇年,玛格丽特来东京出差,两人在洋子家常住了一周。见面前两人都紧张——二十年的通信,见面会不会尴尬?洋子的丈夫回忆:"她们见面第一秒就拥抱了,然后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友一样,进厨房聊到半夜。"唯一的障碍是语言:洋子的英文一般,玛格丽特不会日文。她们的解决办法朴素极了:一本日英词典,加上手势和笑声。
第二次,二〇〇八年,洋子去英国参加女儿的婚礼,绕道利物浦。玛格丽特带她走了自己工作过的图书馆,两人坐在图书馆的老位置,各看各的书,一个下午没说几句话。洋子后来说:"跟老朋友在一起,不说话也很满。"
第三次,二〇一九年,玛格丽特七十一岁,洋子六十七岁。玛格丽特的丈夫去世了,洋子飞去利物浦陪了她两周。这一次没有观光,两个人就是在海边散步、在家喝茶。玛格丽特说:"我丈夫走后,我最怕的是房间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。洋子来了以后,房间里有两种声音了——虽然我们各说各的语言。"
有一种友谊,一生的相处加起来不到一个月,却比很多天天见面的人走得更深。它靠的不是见面,是不间断的"我在"。
信件到后来变成了电子邮件,再后来是视频通话。可是两个人保留着一个老习惯:每年圣诞,手写一封信,寄实物。玛格丽特说:"打字太快了。手写的信,能看出一个人写信时的心情——你写的字歪,我就知道你累了。"
去年,玛格丽特的身体不太好,洋子的儿子替她订了机票:"妈,去吧,第五次见面。"洋子去了。她在玛格丽特的院子里住了半个月,临走时两个人商量了一件事:把五十年的通信整理出版——一千七百多封信,是一本两个人合写的"人生长篇小说"。
书的最后一页,是玛格丽特写的后记。她说:"我这一生没有妹妹。但我用一个笔友,补上了这个位置。地理让我们隔了九千公里,写信让我们只隔了一张信纸。"
写在最后
真正的友谊,经得起半个世纪的距离和两次语言不通。它证明了一件事:人与人的亲密,从来不取决于见面的次数,取决于把彼此放进口里的称呼、放在心上的分量。